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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]原文是“quodnihilsittaminfirmumautinstabilequamfamapoten—tiaenonsuavixa”,引自塔西佗《历史纪年》ⅩⅢ,19。[6]季罗拉莫·萨沃纳罗拉修道士(GirolamoSavonarola,1452—1498),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。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。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,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,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,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。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,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。1494年,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,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,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;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。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,其势力骤然削弱,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,并被烧死。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(ordinecivile)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,往往处于危险状态。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。在后一种场合,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,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;而后者,特别是在危难时期,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,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。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,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,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,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,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。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。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,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,每个人都满口答应;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,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;但是到了危难时期,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,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。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,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。因此,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,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,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。手机赌钱游戏软件[7]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(inartiointribu),前者指手工艺、商业、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;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。

手机赌钱游戏软件[1]主权者(potentati)或译“当权者”、“统治者”等等。此处指佛罗伦萨、威尼斯、米兰、那波利、锡耶纳等国的主权者。[24]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,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,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。但是,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,我就不再谈论它了;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,如果议论它,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。

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,那确是不够的,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奇比奥[5]的事例中看到。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全部史纪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;可是他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他,其原因不是别的,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。他让自己的士兵享有同军纪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。为此,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。马西莫的弹劾;被称作罗马军队的败坏者。因此,瓦伦蒂诺公爵在夺取罗马尼阿,打败科伦内家族之后,想要保有获得的地方并且继续前进,就遇到两重障碍:其一是,他自己的军队看来并不忠诚;其次是,法国的意愿,这就是说,他恐怕自己迄今利用的奥尔西尼家族的军队背弃他,这支军队不但可能阻碍他更有所获,甚至可能摆取他已经赢得的一切,他恐怕法国国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丘之貉。当他夺得了法恩扎之后进攻波洛尼亚的时候,他发现奥尔西尼家族对这次进攻的态度冷冰冰的,他对奥尔西尼就有了一个答案。当他拿下乌尔比诺公国之后进攻托斯卡纳的时候,法国国王阻止他的这项事业,于是瓦伦蒂诺公爵就看透国王的肺腑了。公爵决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了。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,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,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。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,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,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。而且必须记住,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,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,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。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,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。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,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,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,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——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,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。因此,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,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;而另一方面,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。为此,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。手机赌钱游戏软件[7]西奇比奥(Scipione,PubliusCornelius,公元前237?—183),绰号大阿非利加(l'AfricanoMaggiore),罗马将领,因征西班牙有功,当选为执政,并战胜迦太基人,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。

通选大臣,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;他们是否良臣,取决于君主的明智。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,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,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,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,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。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,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,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。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。我说,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;可是,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,它就损害你了;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,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。所以,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,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,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。到了最后,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,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,横征暴敛,只要能够获得金钱,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,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,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。结果是,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,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,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,不论发生什么危险,他将先受其害。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,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。[12]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·博尔贾为“神圣教会保护人”(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)。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,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,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,博尔贾亦得重病。[3]乔治·斯卡利(GiorgioScali),十四世纪,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一,与汤姆马索·斯托齐(Tommasostorzzi)结党。于1382年1月17日被捕杀害。

[2]维琪尔(Virgilio,公元前70—19),罗马诗人。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《Aeneid》,原文为拉丁文。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,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,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[1]。他们抱着这个想法,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,以便易于保有它们。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,在那种日子里,这当然是作得对的。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,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;恰恰相反,当敌人迫近的时候,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,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,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。[12]塞蒂米奥·塞韦罗(L.SettimioSevero,146—211),罗马皇帝(193—211)。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、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。在这个国家里,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。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“议会”[4]及其权力。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[5]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,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;另一方面,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,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,但是,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,于是,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,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,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[6],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,维护平民,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。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,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、更审慎,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。由此,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: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,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。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: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,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。

[3]梅塞尔·焦万尼·本蒂沃利(MesserGiovanniBentivogli,1438—1508),安尼巴莱·本蒂沃利之子。其父被杀时,他才七岁。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(1462—1504)。除此之外,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,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。同时,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[7],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,有时会见他们,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,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,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。手机赌钱游戏软件但是,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,应当这样做: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,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;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,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。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,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,那就办得到了。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,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。但是头一件是,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,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(perditadelpatrimonio)还来得快些[3]。再说,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;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,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。但是,与此相反,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,而且很快就消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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